乔家家规家训故事五则

【教师节奉献】乔家家规家训故事五则

“损人欲以复天理,蓄道德而能文章”,这是清朝军机大臣左宗棠,为表彰乔家为朝廷捐献军饷,而给乔家大院的百寿图照壁题写的一副对联,照壁上额书“履和”,赞扬了乔家所秉承的“以和为贵”“中庸之道”的传统道德思想和精神。中庸,是乔家做人、治家、经商、为官的基础。


乔家创业始祖乔贵发,从在绥远包头一带做小买卖,发展为包头最大的商业集团。直至第七代,1950年代,乔家的企业在一化三改中走向公私合营。是什么支撑着乔家的商业历经七代而不衰呢?
  胡育先,今年86岁,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的顾问,自1986年博物馆开放以来,一直从事乔家研究。他认为乔家的兴盛得益于其勤俭节约、诚实守信、以义待人、利取正途家风家训的家庭教育,总结为德、神、和三字,买卖人家,靠的是精神传承。乔家大院顾问、祁县晋商文化研究所所长范维令也表示,乔家生意七代不衰,打破了“富不过三代”的说法,这是以乔家辈辈传承、自觉遵守的优良家训来维系的。


诚信宽厚慎待相与


  胡育先先生说,乔贵发看尽了商场的兴衰起落,而立志要定规矩传家。
  乔贵发从小父亲病故,母亲常教育他:“为人若肯学好,羞甚担柴卖草。为人若不学好,夸甚尚书阁老。”“人欺不是辱,人怕不是福。不怕没出息,就怕不自立。”她希望乔贵发能坚强自立。乔贵发年仅十岁时,母亲也撒手人寰,被寄养到舅舅家生活。
  长大后,年轻气盛的乔贵发为了改变生活窘境,寻找新的出路,投入了走西口的商民之中。一开始,他给人拉骆驼,跟着商帮到萨拉齐厅(今包头河套一带)送货。在这里,他结识了徐沟的秦肇庆,两人合伙办豆腐坊,经营草料铺,生意渐渐做大,开设了“广盛公”粮杂商铺。由于生意不景气,面临破产。
  危难之际,乔贵发的生意伙伴看他为人宽厚,便借给广盛公很多银两,以度过危机,并相约三年后再来收欠账。得到伙伴的帮助,广盛公得以起死回生,三年后不仅还清欠债,生意更加兴隆了。此后,乔贵发立下家规,要“慎待相与(即生意伙伴)”。他告诫家人,一定要谨慎考察生意伙伴的人品信誉,不本分老实的人,就是利润再大,也不与之交往;一旦认准结交了,在对方遇到困难时,就要竭力相助,即使明知无利可图,也不绝交。
  乔家后人在经商时一直遵奉这一家规。民国时期,包头一商号的东家杨继武向乔家借钱,乔家赏识杨继武的为人,便借给他5.6万块现洋。而杨继武却因经营不善,赔了钱。乔家索性给他免去了一半债务。
  乔贵发是在苦难中长大的孤儿,在从商生涯中,不畏艰险,重义守信。他教育儿孙要正直淳厚、勤劳俭朴,切不可坐享其成、追求奢华;待人要诚实守信,与人为善,切不可为富不仁,欺压穷人……这些家训也成为乔家辈辈传承的祖训。


  六条家规世代严守

  在中堂主人乔致庸,为人熟知,振兴了乔家事业。他认为经商处世要以“信”为重,其次是“义”,最后才是“利”。他继承了祖父的家训,教育儿孙以诚信服人,在与相与及其他店铺合作中,注重义气,不能欺骗,不挣昧良心的钱。
  在乔家大院,人们随处可见挂在厅堂楹柱之上的匾额楹联,如“为善最乐”,又如“具大神通皆济世,是真法力总回春”。据说乔家大院曾有各式匾联40余处,这些都是乔家历代祖先或表明心志,或警示后人而挂立的。


       

乔致庸还把《朱子治家格言》刻在明楼院的屏门上,作为在中堂的治家准则。儿孙们犯错后,乔致庸会严加训教,令他们跪地背诵,直到其对所犯错误真正明白悔悟,方可离开。他提醒子孙要戒骄、戒贪、戒懒;做人“唯无私才可讼大公,唯大公才可以无怨”,“气忌躁、言忌浮、才忌露、学忌满、胆欲大、心欲小、知欲圆、行欲方”,“为人做事怪人休深,望人休过,待人要丰,自奉要约,恩怕先益后损,威怕先紧后松。”这些教诲对子孙的立身处世有很大影响,也使乔家商业走向辉煌。


  为了防止子孙习染富家子弟的诸多不良风气,乔致庸制定了六条家规:一不准纳妾,二不准虐仆,三不准嫖妓,四不准吸毒,五不准赌博,六不准酗酒,要求乔家在中堂的子弟严格执行。当时处于封建社会,豪门富贾多妻妾成群,而乔家却定了“不准纳妾”的家规,可见乔致庸治家之独特。乔致庸一生共娶过六位夫人,皆为续弦。他的孙子乔映霄娶妻马氏,马氏被匪徒绑票遭毒手后,乔映霄终生未再娶。而乔映奎与元配夫人只有三个女儿,当时有“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”的思想,但他慑于家规,不敢讨姨太太,只能过继侄子为其顶门立户。




  勤俭节约仁周义溥

  乔致庸把乔家的商业发展到巅峰,同时也拥有气派富丽的宅院,却在吃穿用度等日常生活方面不奢华,极为简朴。他告诫儿孙注重勤俭节约,“有钱不能浪费,浪费则对钱不敬,不敬则得罪钱,得罪钱则受穷”,不能贪图享受祖辈留下的财富。乔家大院有一副很有名的对联:“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,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”,这是乔致庸亲自撰写的,挂在内宅门上用以教育后人。


  胡育先先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:乔致庸有个小名叫“亮儿”,他掌家后,村里人常称他亮财主。晚年的乔致庸喜欢穿着布衣在大门口晒太阳。一天,一位卖菜的年轻人路过,跟乔致庸说:“亮财主,买些黄瓜吧,刚摘的,新鲜得很。”乔致庸慢条斯理地说:“肯定是新鲜的,不买,这会儿的黄瓜价格贵,等过几天再买。”年轻人失望地离开。回到家跟父亲说,想不通亮财主那么有钱,连几根黄瓜也买不起。父亲听了一脸严肃:“儿子,买卖虽没做成,但得佩服乔致庸。富日子穷过,越过越富。如果他们全家都奢侈浪费,再富也会变穷。我们穷人家更要注重节俭啊。”

  乔致庸坚持中庸之道,待人随和,乐善好施,虽要求自家人勤俭,但对乡亲却很无私,得到周围乡邻的盛赞。清光绪三年(1877年),天遭大旱,赤地千里,寸草不生。当时有“光绪三年,死人一半”的民谣。乔致庸开仓赈济,在乔家堡村大街上搭设粥棚,施舍粥饭,救济灾民,使乔家堡村在大灾之年无人饿死。为表彰乔家的功德,李鸿章亲自书写“仁周义溥”匾,赠给乔家。此外,乔家还支持清廷发展洋务,慷慨解囊捐助10万两白银,为李鸿章购买了一艘军舰。李鸿章非常高兴,为乔家题写了“子孙贤族将大,兄弟睦家之肥”对联一副。乔家把这副联镶嵌在大门上,成了家族的荣耀。



  铲除烟苗映霞禁毒

  清末,两次鸦片战争后,西方国家向中国不断输入鸦片以获取暴利,中国军民饱受其害,山西亦如此。乔致庸为了防止乔家族人染上毒瘾,败坏家门,严令子弟不准吸毒,作为六条家规之一。而后人乔映霞严守祖训,对鸦片更是恨之入骨。乔映霞成为在中堂的掌门人后,要求家中所有人员与商号伙友一律不准赌博,不得抽鸦片。
  1913年,乔映霞受聘担任祁县第三区区长,大力禁止烟毒。哪里开了赌局,哪里出现毒品,乔映霞就带着队伍去哪里治理。一次,他听说离乔家堡十几里地的太谷北洸村种着大片的罂粟烟苗,便立刻带队伍赶去了。在祁县一带,烟民一般不敢违抗乔映霞。这次事情是发生在太谷的地盘上,按理不该由祁县人管,可乔映霞看不惯,他来到北洸村执行铲除烟苗的命令。烟民不听,越聚越多,与乔映霞的治安队对峙。乔映霞带的人手少,不过持有毛瑟枪,他们坚持要铲苗,烟民仍不甘示弱,用农具护着烟苗。
  无奈,乔映霞对烟民开枪示警,不料子弹跑偏,失了准头,竟把一名烟民打倒,当场毙命。此事后,乔映霞为避祸,远走天津。
  乔映霞颇具经商天赋,乔致庸格外赏识和器重,将乔家的事业交给他掌管。乔映霞也继承前辈治家遗风,依祖训行事。他曾给兄弟11人各立斋名,以期勉励警示,如“不泥古斋”、“知不是斋”、“日新斋”、“昨非今是斋”、“不得不免斋”、“时代斋”、“习勤斋”等,这些斋名无不留着前人家训的影子,以此维护家族的和睦团结,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并能不断发扬光大。

  重视教育人才辈出

  范维令先生介绍:1953年,乔家后人乔贞士把乔家遗留的藏书全部捐献给祁县文化馆,给后世保留了一批珍贵的古籍图书,这批古籍后收藏于祁县图书馆,共有近8000册。
  乔贵发因家贫识字不多,故他发迹之后非常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,把子孙送往私塾读书。后人也继承了这一家风,乔致庸“常私淑燕山窦氏风,欲诸子弟以文学显,督饬严无少懈。公亦孜孜矻矻,广购图书”。他的侄子乔超五曾是当地名儒,自幼酷爱读书,在清咸丰己未年(1859年)中举,曾任知县,也热衷于藏书,是当时山西十大藏书家之一。乔贞士所捐图书大多出自于此。
  乔超五的外孙渠本翘从小在乔家长大,受外祖父注重教育的影响,进步开明,致力于教育事业。他组织乔渠两家商号集资捐银,在昭馀书院旧址改办了祁县中学堂,重金聘请优秀教师,设立奖学金,培养和激励人才。乔家曾先后有四人中举,传有父子、叔侄、爷孙、兄弟、甥舅同举的佳话。乔致庸四代孙有17个大学生,1人获双博士学位,2个硕士。新中国成立后,乔家子弟活跃在政治、商界、教育、科技等领域,人才济济。
  电视剧《乔家大院》总顾问、乔映霞的孙女乔燕和是北方昆曲剧院的教师。为避免子弟玩物丧志,乔家历代严禁在家唱戏,甚至用店规禁止店员看戏。乔燕和瞒着家人报考了北方昆曲剧院,直到她被剧院录取,家人才知道。当时家里所有人都反对。乔燕和的父亲上过洋学堂,思想开明,也读过昆曲的许多著名曲目,支持她学习昆曲。父亲跟家里人说:“昆曲对古典文化的素养要求很高,燕和既然喜欢文学,就让她去吧。”有了父亲的支持,家人的态度才有转变,乔燕和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昆曲传道者。

  乔家之所以人才辈出,生意兴旺发达,与其重视教育的家族传统是分不开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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